老友，今天跟你讲个事儿，咱们北海的党组织，今年整整一百岁了。你想想，一百年前，这地方还是个风雨飘摇的小渔港，谁能想到，如今光党员就有8万多人，光支部就有5600多个，遍布大街小巷、田间地头。

这事儿得从1926年说起。那年，江刺横带着7个党员，在北海成立了第一个党小组。那时候的北海，穷、乱、黑，老百姓活得憋屈。江刺横是个硬骨头，带头搞“倒陈”运动，跟贪官污吏对着干。结果呢？1927年，蒋介石翻脸，江刺横和钟辉廉、潘国鼎、潘铁汉等七个人被抓了。敌人软硬兼施，连他族兄都来劝降，许他高官厚禄、出国留学，江刺横一口唾沫啐回去，说“人生自古谁无死，愿将碧血溅黄花”。临刑前，钟辉廉高喊“我是中国人”“中国共产党万岁”，潘国鼎才19岁，用命回答了什么叫青春。枪一响，人倒了，但那些话，到现在还像刀子一样刻在北海的风里。

江刺横牺牲后，北海党组织被打散，剩下的党员钻到地下，像草根一样藏着、长着。直到1938年，一个叫赵世尧的青年重新把火种点起来，党员队伍一下子壮大了，成了抗日和解放的顶梁柱。1949年北海解放那天，江刺横那句“革命得胜”的愿望，总算落地了。

解放后，党员队伍跟涨潮一样往上窜。1950年才373个党员，到了今天，8.2万多人。从8个到8万，每一个数字背后，都是活生生的人，都是滚烫的心。这火种，真叫燎原了。

你别以为这些数字是冷冰冰的，我给你讲两个活例子。

头一个，银海区福成镇西村小学的姚普书老师。她在那偏远乡村，一待就是25年。有一回深夜家访，看见一个留守儿童蜷在稻草棚里睡着了，她心里一酸，立下誓：不走了，一定要把农村娃教好。那时候学校穷，她就自个儿用纸板、木棍做教具，一个人教语文、数学、科学、劳动。乡间路不好走，她每天早到等孩子，下雨天一个个送回家，农忙时还上门劝学生别辍学。后来她牵头搞了个名师工作室，带着一帮乡村老师一起干。有人问她图啥？她说：“我是一名党员，只要孩子们需要，我就守在这儿。”你说，这不就是江刺横那腔热血，换了个地方烧吗？

再一个，是茶亭路社区。这地方特殊，旅居者和流动人口占了六成多。每年秋冬，外地老人拖着箱子来北海过冬，人生地不熟，办居住证、找医院、买菜都抓瞎，语言不通、习惯不同，矛盾一点就着。社区党委书记庞洁带着党员，挨家挨户敲门，把散在小区里的党员找出来，34个旅居者党员亮明了身份，197个在册党员全下到网格。党员志愿者主动陪老人办证、指路、送医，硬是把冷冰冰的小区捂热了。现在，候鸟湾小区党支部都评上自治区三星级了，成了旅居者的“暖心港湾”。更妙的是，那些被帮过的律师、医生、教师，反过来也成了志愿者，从“被服务者”变成“服务者”。社区孵化了17支志愿服务队，居民从旁观者变成了参与者。庞洁说得好：“我们把党支部建在群众家门口，党员就在楼栋里，群众有需要，很快就能找到人、办成事。”

如今北海的党组织，已经扎到了每个角落。861个居民小区有了党支部，23个街巷先锋站、红邻服务站建在党员中心户和热心群众家里。连顺丰、美团这些新业态，都派了青年党员组建“珠城红骑队”，穿街走巷送温暖。生产一线、项目现场，“党员责任区”“党员示范岗”到处都是。这网，越织越密，越盖越广。

江刺横倒在东海滩的时候，哪想得到一百年后，一个乡村女教师用粉笔写下了同样的初心，一群社区党员让异乡老人找到了家的温度，一支“红骑队”在风雨里把温暖塞进快递包裹？他当年喊的“同志们齐奋起”，在今天，就是姚普书清晨等孩子的那半小时，就是庞洁陪老人办证的那一上午，就是每个党员在自己岗位上悄悄亮出的那一抹红。

火种没灭过，只是在不同的年代，烧成了不同的模样。北海这一百年，值了。